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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風采


侯凡凡教授   中國科學院院士、南方醫院腎內科主任

第三世界科學院(TWAS)院士

國家腎臟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主任

國家器官衰竭防治重點實驗室主任

國際腎臟病學會(ISN)理事

中華腎臟病學會副主任委員


  1993年畢業于中山醫科大學,獲醫學博士學位。1995年6月至1998年12月在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從事研究工作。1999年起任解放軍腎臟病研究所(現為南方醫科大學腎臟病研究所)所長,第一軍醫大學(現為南方醫科大學)內科學教授,南方醫院腎內科主任,博士生導師。兼任中華腎臟病學會常務理事、香港腎臟教育研究基金會客座教授等學術職務和14家國內外期刊的欄目主編、副主編或編委。

  曾以第一和/或通信作者發表論著138篇,包括N Engl J Med、J Am Soc Nephrol、Arterioscler Thromb Vasc Biol等國際權威期刊多篇。曾多次在國際主要學會獲獎。承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等國家級和省部級重點項目14項。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2項,省部級科技進步一等獎4項。獲國家發明專利授權2項。榮獲“何梁何利獎”(2006年)、第二屆“中國醫師獎”(2005年)、第七屆“丁穎科技獎”(2004年)和解放軍總后勤部“科技金星”稱號(2002年)。2009年被評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中國科學院院士、南方醫院腎內科主任侯凡凡教授

 

  2006年1月12日,美國《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一篇題為《貝那普利對晚期慢性腎功能不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論文聚焦了海內外業內科學家的目光。為此文配發的社論評價稱,該循證臨床試驗“改變了我們對慢性腎臟病禁用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抑制劑(RASI)的傳統理念……是改變我們對慢性腎臟病治療策略的時候了”。

  一個鏗鏘的聲音說:“這不是原始動力!如果說為了得諾貝爾獎去做科研是很危險的;而為了發表論文去做臨床研究的話,就更加危險!”這個聲音來自論文的主創者侯凡凡。“因為我們面對的是病人的生命!”口吻堅定得勿庸置疑! 

  2007年12月,南國午后的陽光斜劃過侯凡凡的臉龐,斑駁樹影投下的碎片籠罩著她,就像生活中的無數碎片包圍著她。但是無論怎樣,她的面孔總是寫滿了生動美麗和堅毅,一如她輕盈優雅體態中噴涌的剛強;一如風雨中的玫瑰,挺立仰首地演繹著千萬朵的向往。

       侯凡凡還出差在外,她的老師張訓教授領我們走進她的辦公室。陽光灑在窗下的長沙發上,毯子卷放在一角。“累了的時候她也能休息休息,雖然她家就在5分鐘的路程之內”;書柜占據了整整一面墻,“她說最享受的事情就是在陽光下捧著一本小說讀”,可整個書柜找不到一本專業之外的書;擺放的照片中,有一張吸引著我們的視線,身著深色晚禮服、佩戴項鏈和耳墜的她在對著我們微笑,美麗優雅,恬淡自信,柔情似水,“論搭配、論穿衣,科里的小青年也趕不上她”;桌面上、掛歷上、臺燈上、空調下……掛著充滿情趣的布藝擺設,“她喜歡這些,她喜歡的多了,就是沒時間”;辦公桌上擺滿了文稿和資料,桌子正前方擺著一個工藝品——一把橫架著的青銅古劍……

十年磨一劍:就是想解決臨床的一些實際問題

“做臨床研究,就像十年磨一劍。”談到《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上刊登的那篇文章時,侯凡凡的目光落在了那把劍上。“在中國做臨床研究真的很難,但是中國臨床太需要了!為了提高病人治療,我覺得中國醫生真的應該做這個事情啊,如果中國醫生不研究中國病人的特點,難道要讓外國人去研究不成?”

記者:當初你為什么選擇這個課題去做呢?

      侯凡凡:幾年前,一對中年夫妻走進我的診室,檢查結果提示丈夫的病情已經到了尿毒癥的階段,要么做腎移植,要么靠透析維持生命。向患者講明病情后,他們問:“透析要多少錢?”我如實回答:“一年大概要六七萬。”聽到這里,夫妻兩人坐在診室的桌子旁,抱頭痛哭。他們太絕望了。那天我難過得吃不下飯去。可是怎么辦呢,在中國,有90%的尿毒癥患者都得不到透析治療。有這么多人在絕望中等待生命的完結,揪心啊!侯凡凡想通過臨床研究,為改變這一現狀的行動提供根據,為那些絕望的晚期腎病患者做點什么。

       在臨床工作中,根據既往教科書所述,對于血清肌酐水平大于3.0 mg/dl的晚期慢性腎臟病患者,RASI類藥物是禁用的。但是侯凡凡和她的團隊在前期研究中發現,這類藥可能延緩病程發展至尿毒癥的時間。延緩3年到5年,對于人的一生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可是,“那個病人求我,他說他要是透析,一個家就塌了,他說只需要拖到他的女兒考上大學,他死了都行。他們說只需3年的時間啊!”侯凡凡談起她的病人就沒有笑過。把患者開始透析的時間延遲3到5年,甚至可以穩定住病情,這對一個家庭的經濟負擔、一個國家的醫療經濟,將是怎樣的改觀。后者或許是我們無法想象的一個數字。這篇論文的結論帶來如此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使它一俟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后,又先后被多家國外相關權威雜志轉載,并收入2007年美國The Kidney(《腎臟》第8版)這一被稱為世界腎臟病學圣經的典籍之中。今年7月,美國Ann Intern Med(2007, 147: 104)總結“內科學重要的新進展”時,侯凡凡等完成的《RASI延緩晚期腎功能不全進展研究》成為由中國人完成的課題。著名的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就這個研究請侯凡凡去講學。

記者:面對這個成就你想得多的是什么?

  侯凡凡:就是在中國做臨床科研非常難,非常不容易被別人理解。人家看到的就是你拿到了榮譽啊什么的,但是背后的過程別人看不到。也有人說你們做這個研究就是為了發表文章。其實我們開始做這項研究的時候,根本就沒有想到去發文章。這不是原始動力。我們的團隊都很清楚,我總是講一句話,如果說為了得諾貝爾獎去做科學研究是危險的,那么為了發表文章去做臨床研究就是更加危險的。因為我們的研究對象是病人,我們是在做一件關系病人生命的事情。我們的目的就是想解決一些臨床實際問題。把這個事情提出來,希望大家理解我們,希望病人理解我們。幫助我們完成更多類似的有助于提高治療效果的臨床研究。我通常不接受采訪,但是這次我還是接受了。一是你們報社的聲譽,再就是呼吁同道們和病人們,能夠和我們一起來做好臨床研究。中國的病人太多了,只靠任何一家醫院都不可能做好。

“憂郁”——醫者職業的人性操守

       我知道,一生太多的坎坷、掣肘和曲解,使這位堅強的女醫學家時時流露出郁悶。對患者心懷悲憫,又使她總在郁郁地嘮叨:“每天看到這些病人,你怎么吃得下飯呢!”不過,她的義無反顧、她的執著投入從未有絲毫懈怠,這些和成就、患者的擁戴劃了等號。唯其如此,侯凡凡才是侯凡凡!她說,家庭帶來的一些問題從小對她的影響很大,下定只能靠自己的決心。

  憂郁”是她身上一個揮之不去的符號。“是啊,是啊。”每當這時,我只有輕輕地應著,不知道怎樣寬慰她。也許她根本就不需要。“媽媽不允許我在她面前掉眼淚。所以我就是個不太會哭的人,無論多難,自己忍受!”看來,靜靜地聽她傾訴衷腸就是好的寬慰。我想到一位中國著名的醫學人文專家說得好,對于醫生來說“回避‘憂郁’無異于心志麻木,或者漠視苦難。因此,大牌醫學家都有一雙憂郁的眼睛……”正是基于心系患者憂郁之憂郁,侯凡凡才自愿走上這條艱難的循臨床之證的道路,為臨床患者實實在在地解除苦難。是啊,兩個月前,我也曾看到過這樣的“眼睛”。在加拿大白求恩故居。

       從1999年侯凡凡等人啟動這項研究,到2006年文章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上,7年,多少臨床醫生能夠堅持7年得一個結論,等待7年換一篇文章!這就是堅守。這堅守是一種直面苦難、洞察未來的心性,一種人生態度、一種對科學的忠誠守望、一種對人性和職業價值的叩問。在充滿浮燥和急功近利風氣的當今社會,我們多么渴望它的回歸!

       被譽為全軍一代名師的張訓教授說到他的這位高徒時常常激動得不能自已。他說,這篇文章出來的時候,大家稱贊侯凡凡是“一個敢闖醫學禁區的人”。要闖醫學禁區,侯凡凡頂著多大壓力,多少人真正知道?他說:“在我帶過的這么多學生中,沒有像她這樣投入的,忘我地投入,不僅忘我,連家都忘了!”上世紀70年代末,在解放軍86醫院工作時,工農兵學員出身的侯凡凡,熄燈后到廁所里念英文,一念就到12點。工作起來她從來不知道該吃飯、該下班、該睡覺了。“她的投入,可以投入到什么程度呢?她有個特點,要想什么問題,她腦子里就沒有別的了,有時走路的時候都在思考,入神到別人叫她都聽不到,人家說她架子大,不理人。她身體不好,晚上要吃安眠藥,她在想一個問題時,可以徹夜不眠。她寫東西不列提綱,是整個文章在腦子里構思好了才動筆,下筆千言。人家說怎么寫得那么快啊,我就說,你沒看到寫作之前她在辦公室‘發呆’用了多長時間。侯凡凡的發呆在醫院頗有名氣。”關于這一點,侯凡凡不好意思地向我們坦承:“我真的不是架子大!”

  那位醫學人文專家說:“‘憂郁’的季節是發現和創新的季節,大凡新理論、新學說、新技術、新方案突破堅殼,脫穎而出的前夕,事主總是與憂郁相隨,與苦悶相伴。沒有品嘗過‘呆若木雞’、‘無限惆悵’的滋味,就無法感受‘蟾宮折桂’的欣喜和狂亂。”

       侯凡凡的欣喜也許是短暫的。一個單純的人,其想法亦是單純和質樸的:“我想我們并不想人家給我們多高的榮譽。我們做臨床工作的,一輩子能解決幾個問題?我們只有三分之一的時間能做科研,而且是在業余時間。工作的8小時之內很少有時間能做。我們的臨床是第一,照顧病人是第一,查房、門診是第一吧,做科學研究只能是第二啊。所以我永遠不可能與從事基礎研究的學者拼文章。人家一輩子寫100篇,我也許一輩子只能完成30篇,因為我們大部分時間要用在病人身上。我們只希望能夠堅持多做一些有利于病人的事。”

    “‘憂郁’不僅是一種表情,還是一種人性立場,一種人文品質的堅持。對醫學而言,‘憂郁的眼神’里容不得‘科學主義’、‘技術主義’的沙礫,因為它敬畏自然,傾情生命,敢于質疑技術的權威,反抗盲目的職業自大與技術狂妄……”

       腎內科副主任,侯凡凡帶出的梁敏博士說,侯教授的科研項目很多,但是臨床始終是首位的,她要求我們做科研,第一密切結合臨床,第二結合中國國情,第三做前沿的東西。

       張教授說,因為被延期,她的女博士生,哪個沒哭過鼻子。可侯凡凡一點不心軟,還是嚴格要求。

       郭志堅博士說,呆在別人手下,7年可能論文出了一厚摞了,在侯主任手下不行,她太嚴格、太認真了,決不允許把一個研究拆成幾塊到處去發。她說,我不能幫你們去院里要求什么,但是我可以在科研上幫你,有科研思路來找我,往國外投稿,我給你改好。我們幾個博士的論文都在國外影響因子高的雜志上發表了。跟著她,你可能得不到別的好處,可你能真正學到東西!

       謝迪碩士說,如果那篇文章早2個月發給《新英格蘭醫學雜志》就好了,就能趕上2005年底我們侯主任參評院士了,但她寧愿做得更完善再出手。

       這項隨訪耗時5年多的隨機雙盲試驗,隨訪患者達400多例。本已是被臨床判為沒有特殊治療、等待進入尿毒癥期的人們,偶然進入侯凡凡的這項臨床試驗,偶然結識了侯凡凡帶領的這支團隊。于是,他們接受了無微不至的臨床觀察和定期檢測,他們可以隨時拿起電話問這群醫生感冒了、拉肚子了、頭疼了,怎么辦?他們的擔心化為暖心。

     而這群醫生呢,白天上門診隨訪病人,晚上整理資料,病房不能放手,實驗室里的實驗不能丟,病人情況熟爛于心,手機號、家里電話號甚至是年輕醫生的QQ號都公布給病人。他們為的是,讓病人隨時找到自己,以保證在病人感到不舒服,能及時就診,保證不擅自用藥影響試驗結果。就這樣,他們陪伴病人走過沒有白天黑夜的5個365天,他們和病人真的成了朋友。

    侯凡凡臥室的枕邊放著電話,雙人床的另一半卻空著。先生一向支持她,可是時常被半夜打來的電話吵醒,天長日久實在受不了,只好搬到另外一個房間。而侯凡凡有著嚴重的失眠癥,常常要服大把的安眠藥才能入睡。

  任何試驗都是存在風險的,侯凡凡當然知道,她說“如果當醫生的不承擔這個風險,就意味著更多的患者一直在承擔著風險。”

  侯凡凡一再強調,這個試驗、這篇文章是他們團隊完成的。“一項臨床研究,沒有一個團隊是不可能完成的,我只是起到了凝聚的作用,多動了一些腦子。”

  而早在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做研究時,侯凡凡經常抽自己的血做試驗,有時一抽就是二三百毫升,總量達近5000 ml。

  再早的1988年,侯凡凡做腎臟多巴胺生成水平測定。因為腎臟多巴胺生成受飲食中攝鹽量的影響,為了保證實驗的準確性,她動員十幾個親戚朋友和要好的同事參與,到自己家里吃飯。三四天中,大家的食譜和吃鹽量保持在同一水平,侯媽媽做廚師。試驗之前之后每個人都要抽血四五次,并且留尿。把這些作為正常人的標本,再對照病人的。她得出結論:多巴胺是腎臟的一個激素,可以調節水鹽的平衡。這一提法比國外足足早了好幾年。

    “‘憂郁’還是一種心靈深處的淡定與鄉愁,一種對弱者與苦難的深切悲憫與同情。對醫生而言,‘憂郁的眼神’不接納‘物欲主義’、‘拜金主義’、‘消費主義’的誘惑與綁架,即使守貧擔苦,也要堅持醫療服務的‘人道原則’與‘底線倫理’,倡導‘適宜技術’、‘低干預’原則的應用和推廣。”

       在侯凡凡帶領下,有口皆碑的是,腎內科窮、不掙錢。因為給病人用藥是少的,能用一個藥,決不用兩個;能用便宜的決不用貴的,獎金收入自然少。這對地處當代中國市場經濟前沿廣州的一個團隊,是多么難得!

       從張教授傳承到侯教授,吸引了一批事業至上,甘于清貧、樂于奉獻的人凝聚在一起,什么事能做不好!如此口碑,口口相傳,更吸引來自全國各地的患者,有些遠在東北、青海的患者一次看后,定了方案,還要再來這里復診。侯凡凡對病人之好,無論在病房還是門診,我們都真切地感受了——病房小患者摟住她親熱無比;出門診我們算了一下,平均每個就診者用時30分鐘,往往下午二三點才能吃上飯。張教授說,一次,遇到一例腎穿造影劑過敏的病人,突然休克,心跳呼吸全停,嘔吐物從口中涌出。緊急中,侯凡凡俯身用嘴將病人的嘔吐物吸出來。梁副主任、護士長胡麗萍說,侯主任對工作人員非常嚴格,有時脾氣急,可對病人從來沒急過,可以和病人、家屬一談就是一二個小時。查房時,她可以一直這么走,我們都累得不行了,她還能堅持。“我們科成立以來一直是零投訴!”

      在醫患關系如此緊張的今日中國,18年的零投訴意味什么,不可思議!好醫生的概念是:不僅醫術高明、醫德高尚,還要敢于對病人擔責。現在還有誰敢,你不敢,我不敢,可她敢!

   “站在山峰上已經不是精彩的了,攀登的時候才有意思”

      侯凡凡感慨后,不由莞爾。

      作為“老三屆”中的一員,短暫的下鄉之后當上了女兵,雖然進了軍區醫院,卻因“別人都不想去”,侯凡凡自告奮勇站出來去炊食班養豬。

    “養豬很簡單啊,把豬養肥了,事情就做好了。”侯凡凡談起那段時光,臉上浮現燦爛。“從某種意義上說,那個時候,我比現在更快樂。”那個時候,侯凡凡愛騎馬、愛射擊,或許這些硬朗的愛好,也暗示了她性格中的執著和倔強。

       從衛生員到護士,一路走來,直到 1970年,侯凡凡走進第一軍醫大學,成為一名工農兵學員。

    “如果有的選擇,我愿意當記者寫文章,但是那個時代是不允許選擇的。女兵能干什么,學醫已是很不錯了。”侯凡凡雙手攬著膝蓋,笑容中帶些傷感。張教授曾說:“侯凡凡文筆好,很愛寫東西,愛背誦安徒生的童話。”這個聰明的女人,或許寫過抒情的詩和散文,卻留在那個久遠的紅色年代,因人生中的拐點而漸行漸遠。

    “既然當了醫生了,我就想當個好醫生。”侯凡凡的母親曾是一位傳染科醫生,侯凡凡還清楚記得小時候媽媽值急診班,一值就是一個月,為了便于女兒自己照顧自己,不得不剪去她心愛的長辮子。“知道醫生辛苦,也要做,因為已經是醫生了。”

    “我很幸運啊,遇到的都是好老師,在南京總醫院,張訓教授把我領進了腎內科。”

       初到南京軍區總醫院,侯凡凡剛剛晉升為主治醫師,適逢歐洲一位學者到醫院講學,侯凡凡用不流利的英語提了一個問題,這位歐洲學者被問住了。會后,學者拉著張教授問:“剛才提問題的人是誰?”當得知侯凡凡僅是一個低年資的主治醫師時,驚異之余,他當即表示要收侯凡凡為學生,帶回歐洲并負責一切費用。但那時的情況,侯凡凡是不可能成行的。

      1989年,侯凡凡跟隨張訓教授來到第一軍醫大學南方醫院。“那個時候,還沒有腎內科。”臨床和實驗條件是預想不到的困難,更難的是侯凡凡面臨著“淘汰”。當時,不成文的規定是工農兵學員出身的技術人員很難在大專院校立足。

    “有位作家說,我們是缺失的一代。”走在南方醫院的林蔭路上,侯凡凡平靜地和我們交談。“可是誰愿意缺失?不是不想學啊,是想學沒機會學。”

       終于到了可以選擇的時候。時年已40歲的侯凡凡,咬牙考取中山醫科大學的博士研究生,師從李仕梅和葉任高教授。40歲的副教授,要和20多歲的學生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并且因為沒有正規本科學歷,還要補修幾乎全部碩士課程。于是,侯凡凡搬出同在一個城市的家,住進學生宿舍,10歲的孩子留給年近古稀的母親,忙于事業的愛人只能自己照顧自己了。

       張教授激動地回憶:“我參加了她的博士答辯,時任中山醫科大學的校長說,希望將來的博士生都能像侯凡凡一樣。”侯凡凡的博士學位課題是《Tamm-horsfall蛋白在腎小管間質腎炎免疫發病機制中的作用》,用實驗結果平息了國際上一項學術爭論,證實間質性腎炎是一類由單核、巨噬細胞介導的免疫性炎癥反應。論文于1995年獲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一等獎。

       這項研究成果使侯凡凡破格晉升為教授和主任醫師,這已經是教學和臨床高級別的職稱了,在別人可能已經很滿足了,可是2年后,侯凡凡做出另一個選擇。

       1995年6月,侯凡凡有機會到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學習一年。對沒有受過系統英語教育的侯凡凡,到世界矚目的醫學機構去無疑是一次挑戰。在美國,侯凡凡發現國際腎臟病學會(ISN)的一個資助基金,拿到這個基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很快申請有了回復——侯凡凡各項條件都很優秀,可惜年齡超過資助年限。那年,她45歲。

    “我急壞了,如果得到那個基金資助,我能再呆2年,做出很漂亮的結果,”侯凡凡指著書架上的一張合影,“喏,就是那位,Weening教授,時為ISN秘書長,后來任過主席,在荷蘭。我拿起電話就打過去了。”

       侯凡凡先問:“你知道我為什么這么大年齡才申請這個基金嗎?”電話那邊回答得非常紳士:“那你講講吧。”侯凡凡開始講文化大革命、講上山下鄉、講無法選擇的工農兵學員,侯凡凡說,“我沒有機會在相同的年齡里接受教育,但是這個并不妨礙我以自學的方法達到你的要求。”電話那邊問:“你只有3年接受正規英語教育的背景,這會不會妨礙你在美國的交流?”侯凡凡回答:“我正在和你交流,我們交流有困難嗎?”Weening教授笑了,或許被這個執著、倔強又聰慧的中國女人感動了,說:“我會盡力幫助你。”

    “結果是,我得到了那個基金資助。后來去荷蘭開會,專門去看他,我說因為你的幫助,使我彌補了一段學術成長道路上的缺陷。以后每次遇到他,他都說‘凡凡侯,我記得你!’”

       侯凡凡沒有辜負Weening教授的信任,在哈佛3年半的時間里,她闡明了慢性腎臟病致殘性骨關節并發癥—透析相關性淀粉樣變的發病機制,揭示了β2m淀粉樣蛋白選擇沉積的機制,提出“β2m原位修飾”假說,被載入多部國外教科書。

       面臨走留的問題時,侯凡凡有點躊躇不決了。時任哈佛大學醫學院腎科主任的Brenner教授請侯凡凡留下,想派她作為美方代表前往哈佛-新加坡腎臟病研究中心工作,年薪10萬美金,有房有車。“說真的,我有點猶豫。可是想到那樣可能真的永遠回不了國了,我放不下。”最終,她回來了。

       梁敏博士回憶說,“我們到機場接她,幾個大箱子,很沉很沉的,不知道是什么。”那是侯凡凡自費從國外帶回來的價值4萬美元的試劑,她把每一個試劑的保存條件、實驗條件等等都細致地記錄在一個本子上。“那些試劑對我們幫助太大了,很多都是國內買不到的,我們的科研就開始一項接著一項地搞起來……”

    “我覺得還有幾件事情我們一定要做……”夜,瞬時光華。不知已聊了多久,侯凡凡的經歷在腦海中緩緩聚攏,她的人格該用哪一句話丈量?此刻,她就坐在我的身旁,我們已不陌生。于是我忽然想到借用這句話——“天地之間最薄的是心,最厚的也是心。”

       是啊,在這個世界上,不抱任何諂媚的心態追逐什么,唯愿別人因你的存在而幸福多一些。我敬重這淡定超然的禪境,珍視這純凈美麗的心靈。

 

采訪側記

  那日,從病區門口一眼望去,走廊的一干人中便認定了她:苗條、高挑,挽著發髻。一個優美的轉身,她快步向我們走來,隨著足下黑色半高跟磨砂皮鞋的噠噠聲,合體的白大衣開叉處露出黑白格短裙;貝色耳釘襯著姣好的臉龐,雙眉修得柔和有致。無論什么場合,她一定是吸引你眼球的人。因為她那種耐看的美,因為她的干練、爽朗和骨子里透著的剛毅。與她接觸的兩天中,兩套衣服,搭配不同的項鏈和耳釘,相得益彰且不奢華。“看到一個精神煥發、衣著得體的醫生和一個邋遢的醫生,病人的心情和信任度,是完全不一樣的!”侯凡凡說。

       她常笑著聊曾經的愛好,生活中的事:在廣州布匹市場淘布料、卡布其諾咖啡、安徒生童話、海外讀書的兒子娶了漂亮媳婦……

      女人的天性演繹得如此完美,她是那個永不會低頭、成就斐然的科學家!?

(摘自《中國醫學論壇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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